一场关于中西制度优越性之辩，“挺华派”缘何胜出|世界关注

中国的和平崛起引发了世界格局的变化，美国和西方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被人们质疑。中美体制究竟孰优孰劣？获得更多认可的制度是否会取代其他制度？美国学术圈对此开始了研判。

4月5日，一场关于中西体制比较的辩论在美国麻省剑桥镇（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举办，辩论的主题是：在社会稳定、繁荣和自由方面，中国治理模式是否优越于欧美治理模式？辩论中，法国企业家、推特意见领袖阿诺德•贝特朗（Arnaud Betrand）舌战德国“独立研究者”郑国恩（Adrian Zenz）。据说，这场辩论是长期以抹黑中国新疆为己任、以“中国观察家”自居的郑国恩首次接受公开辩论。

主办方美国院际研究协会（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在这场辩论的介绍词中说：“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美西方的‘制度优越性’正在遭受挑战，被越来越多人质疑。鉴于中西两种制度的系统性对立在日渐增长，我们必须要发问，到底哪一种制度能给世界和人类塑造更美好的未来。”一场关于中国的辩论中没有中国辩手的参与不免有些遗憾，但似乎名不见经传的贝特朗在推特平台却是公认的中国通。虽然贝特朗已在推特上力挺要客观看待中国的观点有一段时间了，但当下的美国学术界愿意来倾听他的观点，却实属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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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一代的中国观察家，贝特朗在中国生活了七年，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着深入了解。目前，贝特朗在推特有十万多粉丝，他经常第一时间就中国相关的话题发出接地气的深度评论，在海外受到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认可。贝特朗自述是“中医粉”，对中医的热爱引发了他对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思考，帮助他把中国的大事小事，国事家事深入而全面地介绍给国际社会，尤其是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群，为他们提供详尽的中国文化和历史背景。

听到贝特朗受邀参加辩论的消息，正在纽约从事学术研究的前马来西亚政府官员彭润年（John Pang）感到有些意外。在他看来，贝特朗“挺中”的观点似乎不可能在当下的美国学术界找到发声的舞台。

“我开了三个小时的车专程赶到现场去听这场辩论，当时的想法是‘难以置信，他们确定要让阿诺德•贝特朗这样的挺华人士来讲？’事实上，阿诺德确实获得了认真的倾听和应有的尊重，而且，现场投票结果显示他赢了这场辩论。”在4月18日《北京周报》举办的一场针对该辩论的研讨中，彭润年如是说。

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资深学者早已看厌了西方高举的人权旗帜，在他看来，实实在在为人民谋幸福才是践行人权的应有路径。他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非常认同，不断在海外的意见平台拆穿那些制造出来的“中国谎言”。

“来观战的这个群体非比寻常，值得深思。在反对中国的政治宣传如此盛行的背景下，人们还愿意倾听力挺中国的声音，实在是让人振奋。”彭润年说。

“这场辩论能够举办就足以让人感到震撼了。在当下的美国，能让支持中国立场的代表参与辩论更是罕见，更别说和郑国恩‘同台竞技’了。”哈佛大学宪法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魏安真（Adrian Vermeule）对《北京周报》说，他也参与了这场由中国国家媒体举办的线上研讨。

“目前，有一个浪头正在起势，虽然很小但确实存在，尤其是在美国右翼当中，有一些人愿意倾听中国观点。”魏安真说。

一场不同频的辩论

辩论开始，贝特朗先发言。他首先做了一个声明，虽然此次辩论意在对比中美制度，但实际上，他认为政治体制无法拿来做普遍性比较，因为每一种体制都是从本国自己独特的历史、经济以及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只适用于本国人民。但是在辩论的框架下，他还是在不同领域进行了对比。通过引用丰富的国际调研数据和他个人的经验体会，对中国在自由、稳定和繁荣几个方面的表现逐一进行了说明。（贝特朗的演讲全文摘编）

而他的辩论对手郑国恩，原本观众给予他很高的“期待”，希望他能阐述美国治理体系和价值观的优越性，他却全程都在空洞的贬低共产主义，唱衰中国政府，完全文不对题。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他对中国一连串的抱怨上，引用的也只有他自己写的报告或者他本人在西方媒体上发表的报道。全程就是‘中国不好，因为……’类似的内容，但这并不是辩论的主题。”贝特朗对《北京周报》说。

彭润年也有同样的感受，不过他丝毫不觉得意外。“郑国恩的论据不过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反华陈词滥调。这些论据和观点在那些所谓的‘中国观察家’的圈子里随处可见，属于万能公式。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能拿来套用，是一套标准化的论证方式。”彭润年解释说。

而让贝特朗和在场观众进一步大跌眼镜的是郑国恩所持的观点有时候甚至和辩论赋予他的立场互相矛盾。

贝特朗回忆说：“辩论结束后，不少观众跟我提到郑国恩根本没有为己方立场进行辩护。理论上他应该去解释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体制是如何更多造福本国人民的，但在辩论中这些议题他甚至都没有触及到。”

在仅有的几个瞬间，郑国恩曾试图去为西方的治理体系做辩护，却因为话语前后不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比如他说：“现在的美国，其体制的韧性正在消失，因此它可能并不是自由民主最好的例子。”

在魏安真看来：“郑国恩并没有给出任何美国或者西欧体制方面的对比，或许他也意识到了，至少在2023年，这个话题并不是他能驾驭的。”

郑国恩的背后推手

郑国恩这样一位学术水平有限、备受质疑的非正式学者却总能获得如此多的发声机会，频频参与国际社会的严肃议题，不免让人质疑到底是什么力量在为他铺路架桥。彭润年说，虽然郑国恩的观点和水平或许为严谨的学术圈所不齿，但却的的确确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我不确定他的研究是否获得了美国学术界的正视，但在另一个群体中……一个有关国家安全、中国叙事的圈子里，他显然得到了重用。”

贝特朗补充说：“别忘了他所就职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就是通过1993年的美国国会法案而设立的。也就是说，他服务于美国政府，为政府生产出看似独立的调研，使其成为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的所谓 ‘正当理由’。”

对此，魏安真给出了更多的背景。他再次提到了彭润年提到的那个圈子，认为他们推进着一项特殊的项目，目的在于把某种特定的模式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人民。

“这场阿诺德参与的辩论提供了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平台，得益于美国目前正在兴起的新右翼运动，这是一群对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的民主人权项目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质疑现有的自由主义，不认同把一种模式强加于世界上的每个社会群体的必要性。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模式值得学习。”魏安真说。

“我想强调一下，这里用‘新右翼’的表述也许不那么恰当，因为用‘新右翼’和‘旧左翼’定义他们区别不大。他们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对福利社会状态有很高期盼的人群，对自由帝国主义和现行的外交政策持怀疑态度，类似于英国或者美国在三十年代的左翼观点。虽然过去几十年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冲击下这种旧观点曾经式微，但这个思潮近来在美国公共空间再次开始出现并开始回归。”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美国‘新右翼’的发展为美国学术界内部争论创造了新的空间，让我精神为之一振。”魏安真说。

魏安真的研究聚焦于行政法、行政国家、制度设计与宪法理论，同时对立法学、国家安全法亦有所涉猎。2022年初，魏安真出版了他的新书《大同立宪主义》，书中回顾了西方传统法律经典中所定义的公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了对应。

“传统的认知鼓励人们应该尊重文化差异，而不像目前，在说着自由民主的话，却干着帝国主义的事，并且习以为常。”魏安真在之前一次采访中对《北京周报》说。

“一个严肃的，真诚的知识分子，应该尽量保持中立，然后告诉自己‘摘下有色眼镜，让事实和数据讲话。’”贝特朗说。

在通往真相的路上 ，一次辩论也许改变不了什么，但它已经为那些意识到美国主流对中国的认知并不准确的人们，那些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窗。

（《北京周报》记者 李芳芳 责编：丁盈））